明代泉州晋江人刘鳞长:不同凡响的明代“预算达人”
身居工部时,办事精详缜密,使得各项工程费用大大降低;为人刚直不阿,屡挫阉党腌臜之气;曾撰《浙学宗传》,对浙江地区的“心学”提出自己的见解
刘鳞长:字孟龙,号乾所,明代泉州晋江人。万历戊午己未(1618年、1619年)联捷进士,历官至四川建昌参议、川东参政。唐王入闽时,擢为太仆寺少卿、兵部右侍郎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著有《浙学宗传》。工部尚书王佐评价他:“膻处能恬,冷处能耐,大受器也!”
《提学》匾额记载了鳞长在浙江担任提学副使的经历
核心提示
明代,工部为六部之一,长官即工部尚书,亦称“冬官”“司空”等,管辖建筑营缮、制造、水利、屯田、后勤保障等事务。明末之时,晋江人刘鳞长以进士身份进入工部,躬亲督造,大大降低了各类建造的费用,减少国库开支。然而,正因为刘鳞长清正无私,挡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财路,一场恶毒的报复正向他袭来……
□记者 吴拏云 文/图
何乔远与三代刘氏 皆有交集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泉州名宦何乔远从广西布政司经历一职上告假返乡,开始他的里居生活。数年之后,何乔远在清源山上建镜山书院,开堂授业,并为自己的书斋取名“自誓”斋。消息一传开,可把泉州城里的书香门第、显赫家族兴奋坏了,纷纷遣派子弟前来求教。一天,何先生正在自誓斋里摇头晃脑地诵读经书时,突然堂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抬头一看,却是好友、洛阳桥桥南人刘弘宝之子刘廷焜带着一个垂髫小儿,正穿过书院大门向自己走来。一问之下,原来这小童便是刘廷焜的儿子刘鳞长,也是来拜师的。
说起何乔远与刘弘宝的交情,那还得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说起。那年,何、刘两人一同入京参加会试,并一起金榜题名,遂相与为友。刘弘宝之父刘箎(字时达)去世那年,弘宝为其父母合葬,还是乔远为之撰写《刘翁媪合葬墓志铭》(见《镜山全集·卷六十七》),二人友情醇厚可见一斑。刘廷焜是泉州有名的庠生,“酷嗜书史”,弘宝曾拿着他的文章去请乔远指点。没想到,现在连廷焜的儿子也来求学于乔远。三代刘氏皆与乔远有着交集,这是多么深的缘分啊。
何乔远见刘鳞长一副清秀聪慧之状,还对答如流,心中窃喜,满口应承将其招至门下。日后,对鳞长更是器重有加,认为此子将来必成麒麟之才。果然,刘鳞长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高中举人;翌年,秋闱蟾宫折桂,成为联捷进士,此时的刘鳞长年仅23岁。朝廷旨下,鳞长官授工部主事。不久,即入京履职。
刘氏家庙照壁上镌有“名谏清卿”四字。好家风绵延相承,涵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初出茅庐便“打脸”魏党
明代工部虽为六部之末,却管辖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个清吏司,以及营缮所、文思院、皮作局、鞍髻局、宝源局、颜料局、军器局、节慎库、织染所、杂造局、竹木局、柴炭局等,机构庞杂,职责范围也很广。
刘鳞长最初入职工部时,为都水司主事,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之四十四·明列传》载:“(刘鳞长)万历戊午己未联捷进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接管皇极门灰石作,差务白玉石料鸾凤柱等。”一上任,鳞长就接到修缮皇极门(亦称奉天门)的“大活”,这在某些官员眼里可是个天大的“肥差”啊。工程内监马诚为此次修缮工程开出的“造价”是“三十万金”。结果,忠厚淳朴的鳞长在精打细算之后,一面与内监“极力争执”,一面“躬亲督造”,硬是将整个修缮工程的费用节缩至“六千金”,也就是原来“造价”的五十分之一。这下子在整个朝廷引起震荡,工程“黑洞论”不胫而走。总管该工程的大太监马诚脸上更是挂不住了,认为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主事刘鳞长故意要让自己难堪,故而“屡欲中伤”,想方设法要诽谤、打压鳞长。
在此紧要关头,工部尚书王佐(字翼卿)站出来了,极力维护刘鳞长,并当着众人之面告诉鳞长:“谤语即汝荐章也!”意思就是越是有人诽谤你,越说明你能力非凡,以后越有机会获得提拔。老尚书甚至还向左都御史、东林党首之一的邹元标举荐刘鳞长。吏部尚书张问达(字德允)也对刘鳞长青睐有加,评价他“精详缜密,天部之选也”。有王佐和张问达出面相护,马诚也奈何不了刘鳞长。不过,要知道,马诚的背后靠山正是当时位重权高的魏忠贤(原名魏珰)。因为这次“节金事件”,刘鳞长已被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彻底拉入了“黑名单”。
家庙内刘鳞长的匾额最多
工部“大闸”截断利益链条
天启初(约在1621—1622年),后金屡犯边疆,辽东烽烟四起。为防不测,朝廷下令工部疏通京师城墙内外壕沟,人称“浚湟之役”。刘鳞长十分重视工程的进展,每每到工地催督,并且“分方计夫,限深阔以定工价,稽敷精严”,又为该工程省下经费达万金。工部同事抱怨他说工程预算实在太少,能不能“增价三千两”,被他立场坚决地一口回绝。难怪尚书王佐对他赞曰:“膻处能恬,冷处能耐,大受器也!”即指鳞长在利益诱惑面前能恬淡寡欲,在遭冷落时也能耐住寂寞,实在是位有器量、有定力之人。工科给事中魏大中前去巡视时,对刘鳞长在工部的同事说道:“贵部干实事者,惟刘君(刘鳞长)耳!”
第二年,工科给事中霍守典上奏称宣武门东西两面有积土阻碍道路通行,此系工部屯田司主事李养德清理河道时所堆,催令搬运。李养德害怕经费太少自己没有能力处理,则上疏云:“乞委主政刘某协理,不至冒费。”要求让鳞长来帮他搞预算,节约开支。鳞长也不推辞,挺身相助,不久即告事成。
明廷司设监有一回向工部要求出资为内宫打造“细车一百二十辆”,通政使司左参议冯时行也向工部索要打造“五式奇车五十辆”,这些用车数量较大,其实都是部门和个人想从中捞点油水,“意在多领帑金分肥”。工部奉旨复议,委派鳞长勘认。结果,鳞长又是秉公办理,直接将数量裁减近一半,司设监及通政使司见无利可图,只好作罢。工部有鳞长这位“预算达人”在,好比有了一道大闸,直接断了一些官员想借机揩油水的念头,也截断某些潜藏的灰色利益链条。
刘氏家庙古朴自然
奸党设计将其降级削职
鳞长还在工部主事任上时,其父刘廷焜来京省视,却不幸病殒于京。刘鳞长奉其柩返乡,丁外艰三年。在归泉后,刘鳞长还请何乔远为其父撰写墓志铭。乔远慨然允诺,写下《刘文学赠君墓志铭》一文。乔远在文中称鳞长“守在冬官,鞠躬束脩,通当世之务”。
服除,刘鳞长返回工部,“补街道厅”,并兼管“南部采铜事”。明代街道厅是掌管京城道路、沟渠的衙门,直属于工部。明代《宛署杂记·街道》载:“故设官有街道厅、街道房,不可胜纪,姑记其大者。”那时,魏忠贤统领的阉党羽翼已丰,京城内外到处都是他的爪牙,哪里有好处,就想向哪里伸手。有一次,魏党之人暗中与鳞长相商,想要盗采铜矿,以谋私利。鳞长立刻正色回绝。此事也被告之于魏忠贤,更令其怀恨在心。
刘鳞长到街道厅就任仅二日,即下令拆卸司礼监掌印太监、魏党爪牙王体乾侵街的部分房屋,清理、追回魏忠贤及五城兵马司官员戚畹侵占的房屋。这些房屋被朝廷“拍卖”后,“变价近万金”。鳞长雷厉风行的做法,让魏党见了他都头大如斗。
斯时,朝廷有“估计保桥”之议,即运送巨石入城须途经吊桥,可能会对桥梁造成损坏,后期修缮、维护的费用要进行预估。总理工程的内监仍是马诚,这次他再度提出“估价四十万”的预算方案。也许是害怕鳞长再次跳出来反对,这回马诚偷偷派人,自称“晚生”,带着厚重的礼物前去拜访鳞长,意图收买人心。鳞长却连见都不肯见。到了议价之时,鳞长表示可以趁着现在冬闲,“水涸冰坚,从桥下填柳木夹以灰土夯筑结实”,这样方便巨石拽运,而且费用不到之前保桥预算的十分之一。时任工部尚书的黄克缵听了这话,忙不迭点头,根据鳞长所说的形成《街石五便疏》上报,后来奉旨如鳞长所议来操作。眼见煮熟的鸭子就这样飞了,马诚和他的“后台老板”魏忠贤被彻底惹毛了,在他们看来,是时候让鳞长“消失”在朝堂了。
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冬,刘鳞长至卢沟桥督理工程时,忽然接旨将他连降三级,并调外省赴职。尚未动身时,魏忠贤再度矫旨,直接将刘鳞长削职为民。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之四十四·明列传》载:“及鳞长至卢沟桥兴工,忽有旨降三级,调外嗣。复矫旨削职为民。”
接到削职消息,鳞长也只能苦笑了,正如一部知名电影里所说的:“往往都是事情改变人,人却改变不了事情。”在熹宗朝昏庸的政治面前,鳞长也只能显得形单影只。
乾隆《泉州府志》中有刘鳞长的列传记载
值得世人品读 的光阴故事
天启七年(1627年)秋八月,朱由校驾崩,信王朱由检即位,阉党遭清算,魏忠贤亦自尽身亡。崇祯初年(1628年),刘鳞长得以官复原职,不久升员外郎。之后受张凤翔案所累下狱,贬为常州府通判,署昆山令。但他在任上依旧政绩不俗,曾疏浚无锡城河,在昆山更是仅用四个月便“除隶役之虐民,禁酗之恶习,清漕粮之积弊”,昆山父老在候潮旧址为鳞长塑像祀之。随后,鳞长转南京户部主事,擢郎中,又出任浙江提学副使。在浙江督学时,他有“公明之誉”,还撰写了《浙学宗传》,对浙江地区的“心学”之流脉进行探索,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崇祯十七年(1644年),鳞长迁任四川建昌参议、川东参政。此时正值张献忠攻占成都,“荼毒西蜀”。清代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载:“张献忠破云南,贼党率众寇蜀,鳞长毅然以恢复为己任,屡与贼战有功,复夔、庆等郡。会闯贼陷京,弃官归。”在四川时,鳞长首议收复夔州(今奉节)、重庆等州县,又屡与张献忠的军队交锋,算是立下了战功。然而,李自成已率军攻克北京,大明朝覆灭,鳞长亦知势难挽回,只好弃官返乡。后来南明唐王朱聿键入闽时,擢刘鳞长为“太仆寺少卿、兵部右侍郎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只是南明迅速失败,刘鳞长难再有作为。顺治十八年(1661年),鳞长“卒于家”。
刘鳞长的老家在洛阳桥桥南,现属泉州洛江区。如今在桥南尚有刘氏家庙,其建筑的照壁上镌有“名谏清卿”四字,笔力雄健,系明代熹宗钦赐给刘鳞长的祖父、中宪大夫刘弘宝的。翻看刘弘宝的履历,只见他担任过工科都给事中、浙江参政,与刘鳞长的仕途足迹,颇有相似之处。家庙大门门楣上的“世承天宠”四字,据说是明末书法家张瑞图墨宝。从大门到正厅,立有众多楹联,如:“乃文乃武奕世簪缨,惟忠惟孝传家诗礼”“制置贻谋远,麻沙衍泽长”等。不难看出刘氏家风绵延相承,涵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有人统计称该家庙内共有24块牌匾,其中与刘鳞长直接有关的最多,有5块,即《提学》《尚书》《进阶太保》《祖孙进士》和《四代一品》。岁月辗转成歌,一晃数百年已过。明代文学家王世贞说得好:“百年那得更百年,今日还须爱今日。”再提刘鳞长时,我们似乎也能从这些默默无言的匾额背后,从那些散于书籍文献之中的故事里,品味出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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