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夸赞《红灯记》剧情巧妙，专家批驳其不过是对艺术的亵渎

综合沈国凡的著作《红灯记的台前幕后》与沈默君晚年受访的记述，我们可以追溯“红灯记”故事的源头。据称，这一故事的灵感来自于一位东北抗日联军地下交通员的英勇事迹。

尽管具体听闻时间存在出入——沈国凡描述是在北大荒农场从守林人处得知，而新浪记者2007年的报道则指出是在1962年3月至5月间，沈默君在哈尔滨接受创作任务时收集到此故事；

故事梗概如下：在北满抗日时期，一位抗联交通员自黑河赴哈尔滨传递重要情报。他暂居于一家小客栈，耐心等待接头人员的到来。然而，约定的时间过去了，接头人却迟迟未现。身无分文的交通员在客栈的床上躺了整整四天，粒米未进，几乎饿死。最终，接头人终于出现，交通员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情报传递的任务。正是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深深触动了沈默君的心灵，成为他创作“红灯记”的宝贵素材。

京剧《红灯记》自1965年出版单行本以来，就在戏曲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该剧在参加现代戏观摩演出后，更是受到了观众与评论家的一致好评。然而，1970年5月的演出本，即所谓的“样板戏”定本，对1965年版进行了不少改动，其中有些改动值得商榷。

在曲、白、科方面的精雕细琢，确实提升了剧作的艺术表现力。例如，铁梅的台词“您别说啦，您是我的亲爹”中，在“是”字前增加一个“就”字，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强烈。奶奶唱词中的“怕的是你心不坚志不刚”改为“年幼小”，更为贴切地表达了奶奶的担忧。

同时，第一场的标题由“救护交通员”改为“接应交通员”，也更准确地描述了剧情。此外，奶奶举小方灯试探特务的情节，改为使用煤油灯，更符合家用实际；而纸蝴蝶信号由贴改为揭，不仅动作更为简便，象征意义也更为恰当。

然而，另一些改动则显得不够妥当。首先，将交通员牺牲改为生还，虽然给观众带来了团圆的喜悦，但却减弱了斗争的严酷性，使得剧情过于理想化。

其次，新增游击队刀劈鸠山的情节，虽然增加了戏剧性，但却与剧情的中心事件不符。游击队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处死叛徒、取到密电码和保护铁梅，而不是消灭日本宪兵队长。这样的改动使得剧情过于复杂，且偏离了主题。

此外，定本在避悲示壮方面也处理得过于简单。革命者遭遇困难和牺牲时的悲痛情感是人之常情，作者不必刻意回避。重要的是如何化悲痛为力量，展现出革命者的坚韧不拔。而定本中过于强调革命者的镇定和豪言壮语，反而削弱了人物的真实感和情感深度。

例如，铁梅在得知爹爹被捕、敌人又来抓奶奶时的悲愤情感被改为不哭且说“您放心吧”，显得过于镇定；而她在见特务封门时留恋地喊着奶奶的情节被改为唱“革命人经得起地陷天塌”，也冲淡了原本的人情味。

另外，定本还删减了鸠山的许多自白，片面强调突出英雄人物。这样的改动虽然使得英雄人物的形象更为鲜明，但却削弱了剧情的复杂性和人物的多面性。同时，鸠山到李家骗取密电码一段的对白改唱也显得不合特定的氛围和节奏，影响了剧情的连贯性和观众的观赏体验。

综上所述，《红灯记》1970年定本在对1965年版的改动中既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之处。成功的改动提升了剧作的艺术表现力和观赏性；而不足的改动则削弱了剧情的真实感和情感深度以及人物的复杂性。

如果说斗智受刑的情节使得李玉和成为《红灯记》中最为突出的中流砥柱，那么对结局的重新处理，则深刻地揭示了该剧内在的逻辑结构。与《鸣凤记》中连续八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最终成功告倒权奸的波浪式发展、再生型前进结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红灯记》也采用了相似的叙事手法。

通过李奶奶、李玉和、铁梅这一异姓一家的奇妙组合，生动地呈现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典型例证。在这里，一盏红灯不仅象征着革命的火种和必胜的理想，更成为联结并证实素不相识的联络员真伪的重要线索。

值得一提的是，沪剧版《红灯记》对原作的结局进行了巧妙的改动。原作中，李铁梅高举红灯投身于烈火之中的悲壮场景，虽然极具视觉冲击力，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的主题。而在沪剧版中，铁梅最终亲手将密电码交给游击队长，这一改动不仅使红灯、红旗和革命的燎原烈火交相辉映，更在结局上完美地保留了全剧波浪式闪进、递进式发展的主体结构。

爱华沪剧团他们从李奶奶、李玉和与交通员相继死去的情节中，敏锐地捕捉到了“革命斗争前仆后继，革命力量日益壮大”的发展规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愿望，他们对原作进行了修正和完善，使其美学结构更为妥当和深刻。

李奶奶在《红灯记》中的戏份主要集中在几场关键的戏剧节点上，这些节点不仅展现了她的多重身份与性格特征，还深刻描绘了她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场“接受任务”是李奶奶的首次亮相。尽管她已年过花甲，历经生活的风雨沧桑，但她的精神面貌依然积极乐观，充满活力。她协助儿子李玉和做掩护地下党的工作，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

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中，李奶奶向孙女铁梅讲述家族的革命历史，将个人的命运与革命紧密相连。

第七场“群众帮助”和第八场“刑场斗争”则是李奶奶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在群众的帮助下，她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她始终坚守信念，表现出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

此外，李奶奶与孙女铁梅的互动也是剧中的一大亮点。无论是亲切地呼唤铁梅的名字，还是搪塞铁梅关于“表叔”的疑问，都表现出她对革命的高度警惕性和对家人的深厚感情。她的勤快持家也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使得这一角色更加真实可信、贴近生活。

在《红灯记》的八首曲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精心设计的音乐结构，它不仅通过戏剧性进程来划分不同的声腔内容，而且还以京剧的独特韵味来展现审美意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组曲中有一半的乐章选择了具有“青衣”角色的唱段，这无疑凸显了作者对“青衣”唱腔中抒情性的高度重视和偏爱。

“青衣”角色在京剧中通常扮演正面、庄重的女性形象，并以唱功为主要表现手段。在《红灯记》中，李铁梅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青衣”角色。她的四段核心唱腔——《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血债还要血来偿》、《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在改编后形成了四个充满抒情与唯美格调的乐章，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以《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和《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为例，这两首曲目在钢琴改编和演奏上展现出了鲜明的特征。首先，钢琴改编充分保留了原唱腔的旋律美和节奏变化，同时巧妙地运用了钢琴丰富的音色和表现手法，

使得原本属于京剧的唱腔在钢琴上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其次，在演奏上，这两首曲目要求演奏者不仅要有扎实的钢琴技巧，还需要深入理解和体会原唱腔的内在情感，从而在演奏中准确传达出曲目的抒情性和戏剧性。

在配器上，乐队与锣鼓的穿插使用，不仅丰富了音乐的层次感，还强化了戏剧的冲突和节奏变化。三大件（京剧中的主要乐器：京胡、月琴、弦子）采用“跟腔式”包腔，紧密跟随唱腔的旋律，增强了唱腔的感染力。在适当的地方运用“加花式”包腔，通过乐器的加花变奏，为唱腔增添了华彩，突出了李玉和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和对敌人的深仇大恨。

唱至“抬头远看”时，一个长拖腔引出精心处理的间奏。笛声和弹拨乐器的演奏，脱胎于李奶奶说家史时的配乐旋律，巧妙地连接了剧情，引出了《大刀进行曲》的音乐主题。

从“我看到革命的红旗高举起”开始，三大件以“加花式”包腔贯串，音乐情绪持续高涨。到“但等那风雨过”时，改用“重复式”包腔为主，唱腔逐渐趋向柔和，展现了李玉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和期待。

接着，吹管乐器与弦乐器演奏的抒情过门，引出了《东方红》的音调，这一经典旋律的融入，通过音乐的象征意义，展望了东方一轮红日将要喷薄而出照亮大地的美好未来。由此，唱腔从“原板”转入了“慢三眼”，音乐情绪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和深化。

革命故事《红灯记》所包含的意义内涵深厚而复杂，它是对民间故事、文化、文学中“红灯”意象的选择和聚合。从1962年到1963年，《红灯记》的创作与改编处于早期阶段，此时沈默君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并引发了戏曲界对它的改编潮流。

到了现代，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红灯记》的创作与改编进入后期阶段，即现代改编时期。这一时期的改编呈现出对早期和中期阶段的反叛，更加注重欲望叙事、反崇高和个人主义等特点的表达。

因此即使有观众夸赞《红灯记》剧情巧妙，文艺专家王蒙德也批驳：称样板戏不过是旗手等人对艺术的亵渎。

通过追溯《红灯记》历史和民间传统上的意义内涵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红灯”之所以成为“红灯”，既受到历史和民间因素的影响，也与时代因素密不可分。同时，《红灯记》中所包含的灯文化、红色崇拜及灯意象等意义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变。

样板戏《红灯记》作为革命故事的代表，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创作与改编历程充分展示了戏曲创作的强大生命力并非脱离传统，而是要深深扎根于传统之中。